东晋王朝偏安江左，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且有所发展。幸有淝水一战，保存半壁江山。但朝野崇尚浮华奢靡，清高自傲，清谈成风，只顾目前享乐，以有限的生产焉能应付无限的消耗，财力枯萎，补救无方；在这种情况下，不思纠正弊端，反而粉饰太平，归罪货币。权臣贵族多人主张废除钱币，争论激烈。而收缩通货，多用小钱，并行谷帛。东晋沿用孙吴旧钱，有大钱“比轮”，中钱“四文”，和沈充所铸小五铢，时称“沈郎钱”，仅重一克，薄小如榆荚。东晋在货币政策上，不得不实行通货紧缩，不敢放铸大钱加剧通货膨胀。如鲁褒和成公绥二人所著两篇《钱神论》，就批评货币拜物教，主张限制货币的权力。东晋所行的通货紧缩政策到南朝时有所发展，这是在长期货币混乱中被迫引发出来的。

南朝货币

宋、齐、梁、陈四朝，史称南朝，从公元年刘裕灭东晋建立宋王朝起，至公元年隋灭陈止，共计年。鉴于两晋和以前各朝货币混乱的经验教训，均不敢铸行大钱，深忌通货膨胀，主张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在当时南北对峙形势下，南朝国土日小，人口日少，生产增长不快，军政开支庞大，财源短缺，物资匮乏，亏耗日巨，物价暴涨。再加上这四朝的统治者争权夺位，相互残杀，结党营私，荒纵暴虐，社会动乱不已。于是多在钱币重量、成色、币材及数量上大做文章，意图以此来应付困境。当时对此颇多争论。如刘宋时范泰反对尽收民间藏铜来铸钱。周朗主张限制货币的作用。沈约则从主张限制货币到主张完全取消货币。这些议论对当时的政府决策有一定影响。刘宋初建国时，采纳范泰意见，不增加铸钱。文帝实施一些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形成余年的“元嘉之治”。元嘉七年()，立钱署，铸“元嘉四铢钱”，形制同五铢钱，质量较好，推行较顺利。至元嘉中期，钱币流通相对平稳。后期渐次减重，引起私铸增多，钱恶值贱。元嘉二十四年()，准刘义恭建议，行大钱，以五铢钱一当四铢钱二，公私均感不便，旋即取消。当时沈演之、何尚之等均对铸大钱驳斥，认为货币数量过多，会刺激物价上涨，动摇国本。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铸“孝建四铢”，重.克，钱文为薤叶书，钱益薄小，百物踊贵。废帝永光元年()，又铸孝建、永光、景和三种二铢钱，更轻小恶劣。且私铸成灾，大小轻重不一，质量更差，如“未子”或“来子”，无轮廓，不磨镱。最轻小者叫“荇叶”、“鹅眼钱”、“纟延环钱”，一千钱积起来不到三寸长，入水不沉，极易破碎，斗米万钱，商旅裹足。造成一次历时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明帝泰始元年()整顿钱制，废钱署，停铸钱，禁私铸，专用古钱，准钱谷通用，大力收缩通货，结果造成宋末市场钱荒。

萧齐(南齐)继续加强紧缩通货，很少铸钱。仅有一次令刘浚在四川试铸，因成本太高而停止。由于多方过分收缩，又引起钱荒。

萧梁铸钱种类很多，钱制更乱，因而引起一次长达数十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综其原因，除萧梁政治腐败、内部争权外，关键在于梁武帝萧衍自以为是，昏庸懦弱，轻信南下来降的侯景，任其揽权行霸，肆意暴虐，终于被囚台城饿死。随之四方兵起，战火蔓延全国，生产停滞，库空如洗，就赖实施铸币减重减值来对付，最终专用铁钱，更加速其政权解体。晚期国土分裂为三，互相攻伐，为强邻所吞并，国亡族灭，一败涂地。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三四六载：“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湖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武帝始铸“大样五铢”和“公式女钱”，分别各重三克多和二克半，前者肉好周郭皆备，后者无外郭。二品并行。民间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太平百钱，五铢女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普通四年()禁用铜钱，铸行铁五铢，值更低，引起大量私铸。晚期铁钱堆积如山，币值惨跌，交易者以车载钱，论贯使用，不复计数。敬帝太平二年()铸“四柱钱”，正反面各有两个星点，故称四柱，钱径.厘米，重.克，色发暗，一当细钱二十，后改当十。细钱指当时私铸二柱钱及鹅眼钱。后铸正面有二星点的“二柱五铢”，禁用细钱。因铁钱贬值，铜钱价贵，出现“短陌”现象，有人以或为陌者，以上称为长陌。政府屡令足陌，民间不理。武帝末年，竟以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余，铁钱不行，钱货混乱。市间杂用二柱钱和鹅眼钱，其价相同。但二柱钱重而鹅眼钱轻，民间乃私熔钱牟利，又间杂以锡铁。文帝天嘉三年()“改铸五铢”，重约.克，一当鹅眼钱十。宣帝太建十一年()铸“太货六铢”，以一当五铢钱十，后改当一，与五铢钱并行，重约.克，是六朝钱中最精美者。但因不便使用，旋废，仍用五铢钱，直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陈朝疆域狭小，因原来三梁各地多被强邻吞并，陈钱的流通范围也很狭窄。

综观南朝货币状况，以紧缩通货为主，形成一次货币平稳，两次通货膨胀，三次通货紧缩。从全局看，是乱多于治，对民众造成重大危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败亡原因。

北朝货币

在中国北方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拓跋部崛起于晋北。公元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到公元年统一北方，与南朝刘宋对峙。初时，还过游牧生活，经济落后，实行物物交换或以谷帛牛羊为交易媒介，租赋、俸给、赈恤均以布帛计算，不用钱。孝文帝(～)改制，厉行新政，实施均田制，很快发展农业生产，内外商业也迅速展开。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重三至四克，铜质粗恶，文字湮漫，强令全国通用；在各地设炉为民铸钱。官俸也以钱支付。宣武帝永平三年()铸“水平五铢”，重约.克，五字交股作直笔，边缘阔。初时制作稍好，不久大为减重，有所谓鸡眼、环凿等名目，有些钱比榆荚还薄。各地流通情况复杂，有的只用古钱，有的则用绢帛。钱轻物重，米价一斗千文。孝庄帝永安二年()改铸“永安五铢”，形制重量同永平钱，少数钱有四出纹或穿上有“二”字。允许民众携铜到官炉铸钱。故意抬高币值，当时绢布市价一匹钱，政府按每匹钱出售，原意用以回笼民间钱币，不料反而刺激私铸，币值更为惨跌。而且当时铜价一斤文，熔铸小钱可得余文，钱多而滥，钱币流通情况更为杂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