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2或曰：天子失道，诸侯伐之，故有汤、武。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齐、晋。臣而伐君者必亡，则是汤、武不王，晋、齐不立也2。孙子君于卫，而后不臣于鲁，臣之君也3。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于有失之君，而命“亡”于有得之臣，不察。鲁不得诛卫大夫，而卫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孙子虽有是二也，臣以亡4？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5，君也。

齐、晋：其事见4.2注。2晋：指“赵”。3君：动词，表示“行君道”。4臣：当作“巨”，“巨”通“讵”。5亡（wú）：通“无”。

有人说：天子失去了治国的正确原则，诸侯就会讨伐他，所以有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的事。诸侯失去了治国的正确原则，大夫就会讨伐他，所以有齐国、晋国废君夺位的事。如果做了臣子而讨伐君主的一定要灭亡，那么商汤、周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晋国的赵氏和齐国的田氏就不能立为诸侯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力，后来在鲁国又不行臣礼，这是臣子在做君主做的事。君主在治国的原则上有了失误，所以臣子在权势上有所获得。不把“灭亡”说到有失误的君主头上，而把“灭亡”说到有所获得的臣子头上，这是不明察的表现。鲁国无权惩处卫国的大夫，而卫国国君的明察又不足以了解孙文子是个怙恶不悛的大臣，那么孙文子即使有“作为臣子而不走在国君后面”、“有了过错而不思悔改”这两种行为，哪会因此而灭亡呢？他没有个人利益的丧失的原因以及获得权势的原因，都在于君主。

39..3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夺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众之所夺也；辞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妾山之女2，纣求比干之心3，而天下离；汤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内服；赵咺走山4，田氏外仆5，而齐、晋从。则汤、武之所以王，齐、晋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后以君处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处，是倒义而逆德也。倒义，则事之所以败也；逆德，则怨之所以聚也。败亡之不察，何也？

踦（qī）：偏重，不平衡。2山：即有缗（mín），部落名，在今山东金乡县南。女：指有缗氏的两个女子，其名为琬、琰。3比干：见3.2注。4咺（xuān），通“宣”。赵咺：赵宣子，即赵盾，当时为晋国正卿。走山：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因为宣子屡次进谏而想杀他，他出逃至温山（在今河南省修武县北）。5田氏：指田常，见3.2注。他在外为仆之事见22.12。

有人说：臣子和君主的设置，是名分制度所规定的。臣子能夺取君位，是因为君、臣之间在得民心方面互相不平衡而造成的。所以，不是自己的本分而能取得君位的，是民众帮他夺取的；辞去自己的本分却仍然得到君位的，是民众给他的。因此，夏桀索取有缗氏的女子，商纣王剖取比干的心脏，而天下的人都背离了他们；商汤改变了自己的姓名，周武王自身受到责骂，而四海之内的人都归顺他们；赵宣子逃跑到温山，田成子出逃在外当仆人，而齐国、晋国的人都听从他们。这样看来，那么商汤、周武王之所以能称王天下，齐国的田氏、晋国的赵氏之所以能立为诸侯，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君主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以后才能以君主的身份立身处事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获得君主所应该得到的那种民众的拥护，却去做君主才可以做的事情，这是颠倒了是非而违反了道德。颠倒是非，那是做事失败的根源；违反道德，那是怨恨积聚的根源。辩驳者连失败和灭亡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呢？

39.2.鲁阳虎欲攻三桓，不克而奔齐，景公礼之。鲍文子谏曰2：“不可。阳虎有宠于季氏而欲伐于季孙，贪其富也。今君富于季孙，而齐大于鲁，阳虎所以尽诈也。”景公乃囚阳虎。

阳虎：一作阳货，春秋末鲁国季氏的家臣。三桓：春秋后期掌握鲁国政权的三家贵族，即孟孙氏（一作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2鲍文子：齐国大夫，名国，鲍叔牙的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