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成：即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词集名《清真集》，一名《片玉词》，存词二百余首。

词的寓意是雅正还是淫邪，不是看文字表面，而是要看文字所传达出来的神韵。欧阳修、秦观虽然也使用了不少艳丽的词语，但毕竟用意雅正，读来品清格高。他们与周邦彦相比，就好像端庄贤淑之女与倚门卖笑之妓的差别。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六十四则。手稿原稿“神”作“神理”，“貌”作“骨相”。王国维初似拟在欧阳修与周邦彦之间进行比较，秦观乃后来添入者。“淑女”原作“贵妇人”。此则重在言格调问题，由人的格调说到词的格调，不仅与王国维所说的“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彼此对应，也与况周颐的“词心”说神理相通。

“雅郑”本是音乐术语，指雅乐和郑声。古代音乐由五声十二律交错而成，大致分为雅乐和郑声两类。扬雄《法言·吾子》说“中正则雅，多哇则郑”，所以雅和郑其实是正与邪、雅与俗的关系，而古代儒家推崇雅乐，所以把郑声视为淫邪之音。李世民《帝京篇十首》就有“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之说。其实郑声本是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以热烈而绮靡著称，但周王朝却认为这种“靡靡之音”扰乱了雅乐的传播，所以极力加以排斥。

王国维言及雅郑，但并非意在其音乐上之区分，而是着眼于内质和外貌的不同。换言之，有些貌似雅正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淫邪的；而有些看上去绮靡的东西，骨子里却是纯正的。欧阳修和秦观备受王国维宠爱，但两人写了不少艳情词也是事实，并非篇篇都是纯正的士大夫情怀。但王国维认为其艳情词自有品格，或者说其艳词并非作假，乃是特定场合的真情流露而已，因其“真”而自具格调，而周邦彦的艳情词则多属于逢场作戏的虚情假意而已。故欧阳修、秦观与周邦彦三人虽都作艳词，品格却截然不同：欧阳修、秦观词如贵妇人，艳丽乃是源于真情涌动；周邦彦词则如倡伎，艳丽乃是出于应酬或职业习惯而已。其间差异主要在于真与假的不同。王国维关于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如此辨析欧阳修、秦观与周邦彦的不同，不免有为欧、秦曲为回护，而对周邦彦“何患无辞”之嫌疑了。可能是受到刘熙载《艺概》评论周邦彦词难当一个“贞”字的影响了。

王国维对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经过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早年明确表示不喜清真词；至撰述《人间词话》时，总体评价虽然仍不高，但能区别对待其长处与短处；稍后撰述《清真先生遗事》，则誉为“词中老杜”，赞誉一时称极。如王国维在1905年撰写的《词辨·跋》中就说：“予于词……于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不喜美成”四字赫然在目。至其不喜的原因，王国维在《词辨》的眉批中说：“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这个思想应该多少被王国维带入到《人间词话》中来了，只是转换了笔调，从天才人力之别变为雅郑之分了。

三三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 欧、秦：即欧阳修与秦观。

从深厚绵远的情致角度来说，周邦彦比不过欧阳修、秦观。但周邦彦在抒发感情、体察外物的艺术表现上，则达到了工整和巧妙的极致，所以依然可位居第一流词人之列而无愧色。只是惋惜他创制词调的才华太多，而创意出新的才华太少而已。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八则。因是承前一则论周邦彦，故调整至此。也许前一则对周邦彦贬抑过甚，此则对周邦彦的评价略有回升。此则依旧在周邦彦、秦观、欧阳修三人之间的比较中表达自己的词学观。前一则乃是专门针对艳情词而言的，这一则在比较的基础上带有对周邦彦词总评的性质。从《人间词话》王国维对周邦彦词的贬评，可见其词学带着强烈的反悖意识。从清代周济之后，周邦彦一直是作为词史上“浑化”的代表而稳居词坛顶峰，晚清词坛仍是如此，而王国维从宋词中拿掉了吴文英，从清代词学理论中拿掉了周邦彦，实际上对于晚清词学，王国维是釜底抽薪了。其立说之锋芒于此可见。

“深远之致”属于传统文论话语，是指作品传达出来的一种比较广阔的意义联想和艺术感受的空间特征，与司空图的“韵外之致”和王士禛的“神韵”说等，精神是相通的。王国维在此提出，与他对词体“深美闳约”的体制要求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作品深长的韵味与作者寄寓在作品中的深厚感情和含蓄、美赡的艺术风貌相关。王国维认为周邦彦在这方面比不上欧阳修与秦观，这与前一则论艳语当也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有品格的艳语相比纯粹的艳语，其耐人咀嚼的空间自然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