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道即和尚、道士，有的以起课、抽签为生，有的深谙术数、精通命理。邪术，或称“妖术”“巫术”，指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或夺权、复仇、夺爱或被人雇用而施法术加害别人；有的以治病、保护、求雨等谋求好处而施法术。张履祥反对僧道邪术，体现了他对传统礼教提倡的人与人之间道德规范的维护，对孝悌忠信的坚守。

（七）男子妇人，不可与僧尼往还，败坏家风。宗支虽有贫贱，不可令其子女有为僧尼者。寡妇与尼往来，及佞佛①烧香，即不如更嫁。令子女为僧尼，不如为人佣作。

男人、女人，不可以与和尚、尼姑交往，否则会败坏家风。同宗族的支派，即使有贫困卑贱的人，也不可以让他的子女去做和尚、尼姑。寡妇和尼姑交往，以及迷信佛教，烧香礼拜，还不如让她再嫁。让子女做和尚、尼姑，不如让他受雇为别人劳作。佞（nìng）佛：谄媚佛，讨好于佛，迷信佛教。

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多有与鬼神方术结合的，僧尼也有兼习方技的。当然随着译经活动的展开、中土寺院制度的订立以及佛教流布区域的扩张，僧尼也逐渐进入上层社会。但是从宋朝之后，僧尼的形象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到明清时期呈现颓败的态势，因为僧尼生活的腐化、不守清规、犯戒之事经常出现。张履祥看透了这一现状，因此反对与和尚、尼姑交往，以免败坏家庭的传统风尚。

（八）四方风土不同，习俗各有美恶。衰乱以来，败坏日甚，欲求仁里①，已不可得。要惟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戒之而已。吾乡风俗大概不厚，其为见闻习熟，恬不知怪。而贼仁害义之莫大者，无如焚尸、沮葬②、溺子女，以子女为僧尼之类。人孰亲于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特未之思耳。凶蠢如禽兽，尚有父子之爱，而况于人？推此以思，习俗移人，灭天理，丧良心者多矣。漫云随俗可乎？

各个地方的风俗人情和地理环境不同，风俗习惯各有各的好坏。自从衰败混乱以来，风俗习惯一天更比一天败坏，想要寻找风俗淳美的乡里，已经找不到了。关键在于，选择风俗习惯中好的一面去遵从，不好的一面戒除掉也就罢了。我们乡里的风俗总体上不够淳厚，这是大家见惯听惯的，所以安然处之而不以为怪。毁弃仁爱、损害正义的事情中，没有比焚化尸体、停柩不葬、将子女投在水中淹死，让子女做和尚、尼姑之类更严重的了。哪一种关系比父子更加亲近？如果连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容忍，还有什么是不能容忍的？只是还没有深刻地思考而已。像禽兽那么凶残愚蠢，尚且还有父子之爱，更何况人呢？以此类推，在风俗习惯对人的改变过程中，毁灭天理、丧失良心的人已经太多了！只是说说随俗就可以了吗？仁里：仁者居住的地方，后泛称风俗淳美的乡里。沮葬：停柩而不葬。沮，阻止。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选择住处，必须要选择有着仁义之风的地方，否则怎能说是明智呢？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外部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只有与德行高尚的人在一起，才能在耳濡目染之下培养出高尚的情操。“孟母三迁”就是环境塑造人的典型故事。每个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环境关系到成长轨迹，决定人生成败。张履祥认为，风俗淳美的乡里实在找不到，就要选择风俗习惯中好的一面去遵从，不好的则要努力戒除，只有这样才能远离邪道。至于火葬，因为不同于传统风俗，所以儒家大多反对，当然也有认可的。比如宋俞文豹《吹剑四录》：“明道宰晋城，申焚尸之禁，然今京城内外，物故者日以百计，若非火化，何所葬埋？”所以张履祥所说的不良风俗，还当客观看待，至于有所选择地对待风俗习惯，还是很有道理的。

重世业十（一）凡在先世所遗，若祭田、祭器、谱系、影像、图书，以及手植树木之类，皆当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于桑梓，用心如何！是祖辈遗留下来的东西，如用于祭祀的族田、器具，家谱、画像，图册、书籍，以及先人种植的树木这一类，都应当恭敬地守护不要丢失。古人恭敬地对待在家宅旁边栽种的桑树和梓树，心思是多么可贵啊！

古时候，人们常在住宅旁栽种桑树和梓树。《诗经·小雅》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见到桑梓就会引起对父亲母亲的怀念，应该表示恭敬，《后汉书》也有“松柏桑梓，犹宜恭肃”的说法。张履祥也说到了恭敬桑梓，还强调祖辈遗留下来物品，也应该恭敬地守护不要丢失，体现了对祖先及其产业的敬重。睹物思人，先人的遗物应有选择地保存，因为其中可以寄托血脉亲情，并且传递家风家训。

（二）坟墓、祖居、田产、书籍四者，子孙守之，效死勿去，斯为贤矣。必不得已，田产犹可量弃，书籍必不可无。无产止于饥寒，无书人不知义理，与禽兽何异？况死生有命，果是能知义理，亦未必饥寒而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