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银子并非是随意发放的，而是按照官员的官职高低、政务之繁简、地方之冲僻以及耗羡之多少来决定。这种做法可谓是“厚俸以养廉”，而不是以往的“俭以养廉”了。官员们领取了“养廉银”，不许再有乱收胡收之举，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实行“厚俸以养廉”制的结果，化私费为公款，将原来对百姓的侵夺银两变成了制度化的合法收入，各种陋规大受压制，民众负担大为减轻。雍正这种做法被史学家们大为赞赏。

清朝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至少对雍、乾二朝发生了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吏治稍得澄清，二是理足国帑，三是百姓减轻了负担。在那一段时间，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局势也较为安定。但乾隆后期，这种情况便不存在了，官员们愈发“放肆”起来，贪污现象更加严重。

实施“养廉银”制度后，在外官员其数额往往超过正俸几十倍，而京官是没有这个“额外”收入的。提出“养廉银”制度的山西巡抚诺岷的养廉银一年高达三万一千七百两，为原俸的二百零四点五倍。河南巡抚田文镜亦达二万八千九百两，为原俸的一百八十六点五倍。正俸遂微不足道了。

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同为总督，有的高者可达二万二千两，而有的却只有一万三千两；同为七品知县，“养廉银”也有四百两至二千两之别。

这种差距让许多官员心里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仍旧在钱粮上打主意。他们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而任意设施勒索，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五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七成，却以五成来报，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多收的银粮都到州、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

由于乾隆本人对“养廉银”制度推行得不认真，他又是个喜欢铺张浪费的人，开销不断增大，国家财政不敷，只好转向加摊派、兴捐献上。在摊派、捐献中，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各有截留，贪污之风又再刮起，腐败现象再度从上而下遍及各级官员。乾隆虽也多次惩办贪污，但都是阵发式的措施，过后又起，难以阻止腐败的燎原之势。

倘若刻薄一点讲，“养廉银”制度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只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定的历史人物（雍正）那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后，它便凋敝了。

为什么“养廉银”不能养廉呢？首先，为官者普遍贪婪，再多的“养廉银”也不能满足其无限膨胀的私欲；另外，官员缺乏有效的监督。虽然雍正设了可以随时告发贪官的“密折制”，但在皇帝的一人主掌领导之下，监督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在专制社会中更可怕的是贪污受贿已形成一个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中，即使一个官员操守再好，也不得不贪污。在这个贪污的食物链中，你不按这些潜规则办，就在官场混不下去，即使要为民做好事，也必须求助于行贿的手段。要官员廉洁，必须让他们有能过上与身份相称的生活的高薪。但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之一，并非充分条件。只有高薪而没有相应的制度，想让官员廉洁只能是一句空话。

一一　李卫当官真实版

雍正皇帝自始至终最信任的大臣，一共有四个人，分别是张廷玉、鄂尔泰、李卫和田文静。提到李卫，人们会想到多年前曾经红极一时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李卫当官》。剧中的李卫机智幽默，是四爷的家奴，爱骑马，爱收藏小玩意儿，是个很招人喜爱的角色。而历史上真实的李卫，却并非如此。

历史上真实的李卫，是江苏徐州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卒于乾隆三年（1738）。李卫当官，并非通过科举的正途，而是家里花了不少钱，给他买了一个监生的资格。也就是说，是靠捐钱捐来的。

由于小时候没怎么读书，所以即使后来官做得挺大，李卫还是会闹出些错别字之类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