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籍文化古籍形态古籍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

二、古籍文化

古籍形态

古籍出现于文字产生之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籍的物质载体不同，形态各异，撮其要者，有甲骨文、铭文、石刻文字、帛书、简牍、纸写本、纸印本等。

龟甲甲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籍。所谓“甲”，即龟甲，也就是乌龟壳；所谓“骨”，指牛胛骨或兽骨。刻在甲或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也有人称“龟册”或“甲骨书”。商王朝时，人们非常迷信，不论大事小事，都需求神问鬼，如战争的胜负、疾病的轻重、农业的收成、打猎的收获、妇女的生育、气候的变化等都要问鬼神。问鬼神的途径就是占卜，甲骨就是当时占卜的工具，而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即卜辞或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刻划文字的商代的甲骨文刻片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金属的锋利刃具。殷商灭亡后，甲骨也被掩埋于地下。它的发现是清朝末年的事。当时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附近，农民耕地时发现大小不同的甲骨，以为这是龙骨，当作一种药材治病。光绪二十五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了疟疾，医生给他开了一味药就是“龙骨”。他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是一种文物，于是就高价收买。此后刘鹗根据这些甲骨进行研究，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极珍贵的文献资料。世纪年代起，人们在安阳小屯村大量发掘，先后获得甲骨多万片，现不少藏于北京图书馆，也有万多片流失日本、苏联、英国、瑞土等国家。甲骨上的文字大的长半寸多，小的如芝麻。每片甲骨上的文字多少不等，少的几个字，多的几十个字，除去重复，甲骨上共有多个字，日前可辨识的只有多字。中华书局年开始出版的册《甲骨文合集》，集中了甲骨文研究的成果。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也叫“金文”或“钟鼎文”。中国在夏末商初即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小期，青铜熔铸的技术已非常成熟，至商代晚期与周代，青铜器则已步入人了鼎盛时期。青铜器的种类、数量很多，从西汉起，历朝都有青铜器发现。现已发掘的几万件，有铭文的约l万多件。从器物的情况看，商朝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较少，只有几个字。周朝铭刻的文字渐渐多起来，毛公鼎上的铭文长达个字。初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接近甲骨文字，后来逐渐演变为多种形体，在文字学上称做“籀文”、“古文”、“大篆”。较早爱好青铜器的人，只是把它当成珍奇古玩，北宋以来，人们才注意到其中的文字，并把它做为一种艺术字来摹写。后世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并写成专著，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明代丰道生的《金石遗文》、清高宗敕编的《西清古鉴》、容庚的《金文编》等。就青铜器铭文的内容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颂扬祖先美德圣事的铭文；记载祭祀大典活动的铭文；征伐记功的铭文；封赏功臣、贵族及亲属的铭文；关于法律条文、誓约、协定等文件的铭文；对臣民训告的铭文。铭文内容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记录着许多重大事件，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

刻在石头上的文字，称为石刻文字，或称石头书。中国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在石头上画图。在石头上刻字始于何时，无法考证。古代帝王有到泰山祭祀天地的习惯，这种祭祀活动叫做“封禅”。封禅后，还时常在大石头上刻铸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一些记叙功德的文字。据《管子》记载，春秋时期的管仲在泰山上见到多种封禅石刻，可认识的只有种。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石刻文字。唐朝初年，在陕西凤翔发现了个石鼓，每个石鼓都刻有文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内容是记载秦文公（前～前）初期的多年间重大活动的诗句，人们称它为“石鼓文”。石鼓文原有近字，因不断遭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字迹早已模糊不清，经专家考证，现已征得字的形、音、义。这些现存最早的石鼓文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春秋时期，刻石风气相当流行。战国初期，《墨子》中说：“钻于金石”，“金”指青铜器，“石”即指石鼓一类的石刻，可见在石头上刻字与在青铜器上刻字一样流行。秦始皇促进了石刻之风，他在位期间曾多次外出巡视，所到之处，常记文于石，宣扬他自己的功德。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的刻石有处，仅有琅琊台刻石的残石流传下来，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东汉时期，刻石之风非常盛行，刻石的方法也有发展。直接把文字刻在山岩上称为“摩崖”；刻在长方形的石头上称做“碑”；刻在头是圆形的长方形石头上称做“碣”。为了节省抄写书籍的时间，减少抄写中的错误，东汉灵帝接受蔡邕的建议，于熹平四年（）开始把儒家经典刻写到石碑上，历史上称“熹平石经”或者“汉石经”，因为部儒家经书多万字都是用隶书字体刻写，故又称“一字石经”。汉石经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前来观看摹写的人络绎不绝，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得到了解决。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刻石经以确定经文字体和文本。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世纪，较重要的有七次，其中写本书时期的次最为有名。除“汉石经”外，还有“正始石经”，即三国魏齐王正始年间（～）用籀、隶、篆三种字体刻的石经，又称“三体石经”；“开成石经”，即唐文宗大和七年（）至开成二年（）刻写的种经书；“广政石经”，即后蜀广政元年（）开始刻写的经书。

三体石经此外，释、道的经典书籍也有刻石的传统，其刻写形式大略有三种：摩崖，将经文镌刻在悬崖或洞壁上；经幢，将经文刻在一种有棱的石柱上，如唐代的陀罗尼经；经碑，即把经文刻在一块块石碑上，现存最宏伟的是北京房山县石经山的刻石。帛书道教石刻是受佛教石刻影响产生的，现存最早的道经石刻是唐朝中叶龙兴观的道德经。石刻经书的目的是树立经文的标准范本，供人们去抄写、校正和阅读。六朝后期因石刻兴起的捶拓方法，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起到了启发作用。

用帛、素、缯、缣等丝织品作为载体书写的书籍称为帛书，也称素书、缯书和缣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殷代已有了养蚕和丝绸织造。丝绸品最早是用来作衣料的，何时兼作书写的材料已不可考。《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即孔子的弟子子张曾在束身的带子上写字，说明春秋时代已有帛书出现。到战国时代，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更为普遍，《墨子》一书多次提到“书于竹帛”。帛书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可随文字长短截断，所以在纸发明前的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帛一直是重要的书写材料。据《史记·高祖本纪》叙述，刘邦起义时，曾经写字于帛上，用箭射进沛城，简策号召人民起来造反。西汉末年，刘向在校理皇家藏书时，把整理完毕的典籍抄写于“素”上。到东汉末年，皇宫里所藏的帛书已相当可观。因为帛书易腐烂，不便永久保存，所以古代的帛书实物流传下来的极少。现在所能看到的帛书是汉代的物品。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发掘出帛书多种，计万多字，字体为小篆和隶书，黑墨书写，是西汉初年的物品。据帛书实物及文献记载，帛书的长短依内容多寡而定，装饰也很漂亮，中间画有界行，其中用红色的称做“朱丝栏”，用黑色的称为“乌丝栏”。文字都是从右至左竖行书写，整幅的每行～多字，半幅的多字。帛书一般抄写在高厘米的整幅帛上，其高度与尺寸的简相近。在装订形式上，绝大多数是折叠着存放在盒子里，少数卷起来，以卷轴形式存放。隋唐以来，帛书主要用于绘画；宋代以后用于书写的专著极为罕见。帛书的前期与简策同时并用，帛书的后期又与纸同时并用过一个时期。因为缣帛价贵，并非一般读书人都能买得起，所以始终未能普及，最终被纸所取代。

简牍是中国古代和帛书并行的一种书籍形式。其中写了文字的竹片称为“简”，写了文字的木板称为“牍”。一根竹片叫做“简”，相当于现代书籍的一页；许多简编连在一起叫做“策”，策与“册”通；编简成策的绳子或皮条叫做“编”。编时间久了就容易折断，造成脱简错简，所以后世对于残缺不全的书称“断简残编”。一尺见方的牍叫“方”，通信一般用方板，所以后人把印成书稿的信件叫做“尺牍”。简牍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册”和“典”字。册字象征着一捆用两道绳子编起来的简，典字则象征着把册摆放在桌子上。《尚书·多士篇》中记有周公对殷代后人的讲话，“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可见简牍在商殷时代就已经使用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删定六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都是以简为书写材料。秦始皇执政时，每天批阅的写在简上的公文，有多斤重。汉代，简牍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皇家图书馆的一万多卷书，大部分是简牍的。此后，纸的发明逐渐取代了简牍，东晋桓玄称帝时（公元世纪初）下令“以纸代简”。以商殷时代到公元世纪，简牍时代长达多年，其中从公元前世纪到公元世纪的年间，是简牍的盛行时期。古代的简牍，历代都有出土。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用古文书写的《尚书》等竹简，由此引起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争。晋武帝时从魏襄王墓中发掘了数十车的竹简，经过学者整理，用当时文字译出的书有种，现存的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两种。近年来，简牍不断被发现。年，在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管子》等先秦古书。年，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古墓中发掘出多枚秦代竹简，其中有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的法律——《秦律》种，以及秦编年史的《编年纪》等。这些简牍实物的发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简牍知识的了解，对考证古代典籍制度有重要价值。简的制作方法有一套工序。首先要把竹子切截为竹筒；然后再劈开竹筒成为竹片（牒）；因新竹有水分，容易生虫腐烂，所以还需在火上烘烤，这道工序口叫“杀青”或“汗青”，这一术语一直沿用至今，表示写作完成或书籍定稿；最后按照不同的文字内容，分别写在大小规格不同的“牒”上。牍的制作首先是把整根的树木锯成许多节，然后解剖成一块块木板，把木板刨平，即可以写字。策的开头常有两枚简不写字，叫“赘简”，以保护有字的简。一种书常有许多篇，为了便于保管，还要加上一层用竹或帛制成的书衣。版牍主要用来写官府公文、记录户口物件、通信及画图，偶尔用来写一些短小文章。竹木资源丰富，取之方便，而且比青铜石头刻字容易，比帛的价格低廉，所以使用广泛，中国的许多古籍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简牍起了重要作用。